1977年6月，刚经历了十年动荡的合肥火车站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旅客。61岁的万里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，目光坚定，扫视着站台上已经褪色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语。曾被誉为“铁腕部长”的万里，此刻肩负着更为艰巨的使命——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拯救这个中国最贫困的省份。对于这项责任，万里心中深知，前方的道路将充满挑战。
万里上任的第一天，安徽的农业状况让他大吃一惊：“全省28万生产队，三分之一连温饱都达不到？”他震惊于这个数字，意识到安徽农民的困境远比想象中更严重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不顾身心疲惫，带着3个简单的馒头，直奔金寨县。当他走进一间破旧透风的茅屋，发现屋内有一名因寒冷而发抖的女孩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大衣，披在女孩身上。走出屋外，万里感叹：“这是革命老区啊！我们欠百姓的债，该还了！”这句话，透露出他心中对贫困百姓深深的愧疚与决心。
展开剩余75%1978年3月，中央要求各省的一把手前往山西昔阳县，学习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经验。然而，万里当时称病缺席，他没有亲自参加会议，而是派出省委第三书记参会。万里告诫第三书记：“大寨这一套，我们不支持，也不反对，但要冷静对待。”这一做法透露出他心中的不同想法——与其盲目地复制“大寨模式”，不如放手让农民自主发展、自救自强。万里心里已经有了更明确的方向，他知道，只有解放思想，才能迎来真正的改变。
1978年11月24日深夜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聚集在严立华家的土屋里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，他们决定冒险分田单干。这18户农民在一张字据上按下红手印，签下了这份改变命运的协议。这是一次对命运的赌注，因为在当时，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“复辟资本主义”，若被查出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小岗村的这一举动，不仅是一个突破，更是对传统农业体制的强烈反抗。
与此同时，安徽其他地方也在悄然酝酿着类似的改变。在肥西县山南镇，由于遭遇严重干旱，农民们濒临绝境。当地区委书记汤茂林偷偷推行了“借地三分”的做法，结果被举报为“单干风”；而小岗村则更加大胆，直接采取了“包产到户”的措施。这一切，在省委大院内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反对的声音不断，有人愤怒地指责这是“倒退”，甚至有人认为“包产到户”就是“复辟资本主义”。然而，面对这些质疑，万里并没有退缩，他拍桌而起：“老百姓快饿死了，还谈什么主义？如果它真的滑向资本主义，我来拉回来！但如果能增加粮食，就是好事！”
不久后，万里亲自来到凤阳，进行调研。在面对凤阳县委对“包产到户”的顾虑时，万里毫不犹豫地拍板决定：“就让它干！不就一个生产队吗？翻不了天！”万里的果断和胆略，为安徽农业的改革打开了新的局面。
1979年夏天，奇迹出现了：肥西县山南镇的小井庄，往年粮食总产只有6万斤，而这一年，产量竟达到了10万斤；小岗村的粮食总产更是从3万斤跃升至12万斤。当村民们第一次向国家交公粮时，严宏昌捧着粮袋，泪流满面：“这辈子没想到能吃饱饭！”丰收的背后，是制度的深刻变革，而这种变革，正是由万里的决断力和改革思维推动的。
尽管如此，丰收并未平息争议。1979年3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文，强烈批评“包产到户”，认为这一做法是倒退，会破坏干部群众的思想，甚至可能给生产带来严重危害，并要求立即纠正。在看到这篇文章后，万里非常愤怒，他决定反击。他连夜组织起一份长达上万字的报告，向中央汇报，报告中详细用数据证明：“增产就是硬道理！”万里还冒险将小岗村的经验写进省委文件，并允许在“边远山区”实行“包产到户”。他的这一举动，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。
这一场博弈最终惊动了邓小平。1980年，邓小平公开表态：“农村政策放宽后，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，效果很好，变化很快……有的同志怕，这不可怕。”邓小平的支持，为安徽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，使得小岗村的改革经验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杆。
不久后，中共中央发布了“75号文件”，明确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，可以实行包产到户，而这种“包产到户”的形式，是在生产队的领导下进行的，依然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，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。此时的万里，正在皖南的山坡上，亲自教农民如何嫁接板栗树。他一边忙着示范，一边鼓励农民：“不要只种粮食，要发展商品农业！”
万里的坚持，最终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，他的名字与“包产到户”紧密相连，也让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的民谣在全国传唱。多年后回望，那个18个红手印的赌注，和万里的乌纱帽，成为中国改革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对赌之一。这场改革没有依赖书斋里的理论，而是由深陷贫困的农民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，用最朴实的生存智慧，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。正如万里所言：“什么是社会主义？让人民吃饱饭，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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